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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五四精神 建設新時代參政黨
發布日期:2019-07-11 來源:民主與科學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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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九三學社歷史,“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是我們的立身之本、力量之源,而勇于擔當則是我們的立社基因。盡管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任務,這種擔當精神一以貫之,已根植于九三學社的骨髓之中。

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傳承時代擔當,弘揚科學精神”五四運動百年座談會,意義重大。北京大學和九三學社都與五四運動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都肩負著振興中華、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夢的歷史重任。在五四運動百年的歷史瞬間,我們齊聚燕園,重溫歷史,緬懷先賢,展望未來。

100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精神起點,也是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文化轉型的分水嶺,影響深遠。

其中,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向國人打開了一扇門、一扇科學的大門,讓科學精神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使國人對科學的認識由“術”上升到“道”的層面。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國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感受到了我們“技不如人”。在封閉已久的國門逐漸打開之后,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發現,根本的差別是科學與文化,是科學精神和文化土壤,這是認識上的巨大進步。歷經百年的風雨,科學從無到有,逐漸嫁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深刻改變了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成為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的基石。

今天,在這里重溫百年五四,我心中有一種與歷史對話的感動,也有一些觸景生情的思考。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紀念五四運動,首先應該紀念什么?九三學社作為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又希望從中汲取什么精神營養?

100年前,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九三前輩與廣大仁人志士一道,勇敢地站出來,肩負起開啟民智、救國圖存的民族重任。100 年后的今天,我們處在一個逐漸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新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作為九三人,我們應勇敢地肩負起新的歷史責任,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貢獻九三人的智慧,展現九三人的擔當。我想從三個層面談一些感想。

一、弘揚科學精神,肥沃文化土壤

100年前,先輩們喊出了“科學救國”的時代最強音;100年后的今天,中華民族已經從站起來,走到富起來,走向強起來。中國GDP已經排名世界第二,在不遠的將來,勢將領先全球。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的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能力取得了長足進步。2016年,中國學者發表的學術論文總數達42.6萬篇,占全球論文總數的18.6%,已超越美國的40.9萬篇躍居首位。

截至2018年,我國研發人員總量已達418萬,居世界第一,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均居世界首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達到18.1萬家,科技型中小企業突破13萬家。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 58.5%,國家綜合創新能力列世界第17位。我們身處一個日新月異的偉大時代。回國26年,我親眼見證、參與了這一蓬勃發展的歷程,深感幸運。

那么,先輩們的科學救國夢是否完全實現了呢?科學精神是否已經進入我們的血液,深入我們的骨髓,統領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呢?經過百年文化轉型,我們的文化土壤是否已經足夠肥沃,讓十四億國人都能夠盡展才智,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客觀地講,在這方面我們仍然有著巨大的提升空間。“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非常沉重,不容我們回避。

諾貝爾獎是衡量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自1901年設立以來,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有607位獲獎者,而中國大陸的獲獎者只有1位。而我們的近鄰日本,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17 位學者榮獲諾貝爾獎,幾乎每年都有斬獲,拿獎已經進入常態。2000年,日本制定了未來50年拿 30個諾貝爾獎的宏偉計劃。當時無人相信,受到包括我在內很多人的嘲笑。事實勝于雄辯,日本人的創新能力不可小覷,值得我們深思。

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強大的科技和發達的高等教育支撐。在科技和高等教育領域,我們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依然存在諸多挑戰性的問題。“數字化評價機制”已經被廣泛詬病。在學術界,人們把科學研究簡單地等同于發表論文。于是,刮起全民動員發文章之風,學生要發表多少文章才能畢業,教授要發表多少文章才能拿到各種頭銜,都有明確的指標和行情。只會上手術臺的醫生很難晉升職稱,沒有文章和國家獎的國防科技人員也只能望著“軍銜”興嘆。“帽子滿天飛”是數字化評價機制的孿生兄弟,簡單粗暴的數數在學術界催生了一大堆帽子,長江學者、黃河學者、泰山學者等據說多達數百個,幾乎用光了中國的山川大河名稱。毋庸置疑,這種數字化評價機制在一定歷史時期是有效的,但濫用數字化所帶來的是表面繁榮、浮躁和功利化,逐漸悖離了科學精神。

進入新時代,我們需要發出新的呼喚,從 100年前的“科學救國”上升到新時代的“科學強國”。“愛國、民主、科學”是九三人的文化基因,我們要大聲地喊出“科學強國”,弘揚科學精神,肩負起傳播科學精神的歷史使命。近幾年來,我在全國兩會等諸多場合呼吁改變現行科技評價機制,重視“帽子滿天飛”的問題。應該說在學術界已經取得了共識,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相關部委也出臺了一些政策文件。但是,路還很長,真正改變絕非易事,不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政策難以落地。九三學社作為以科技和高等教育為主界別的參政黨,責無旁貸,需要鍥而不舍地呼吁,更需要主動作為,拿出九三人的真知灼見。最近,我們與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聯合成立了“創新發展與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強強聯合,充分發揮九三學社和 北京大學的人才資源優勢,深入研究科技和教育領域的相關問題,為國家建真言,獻實策。

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培育創新性的文化土壤。我們需要弘揚科學精神,營造和培育自由寬松的創新性文化環境和文化土壤,這才是治本,才是長久之計。創新性文化環境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人們敢于標新立異,青年人敢于對權威說NO。創新不能停留在口號上,也絕不是全民動員搞花樣。在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發領域,創新需要思想的解放、安靜的學術環境、以及十年磨一劍的心態。急功近利地“搞文章”,只能換取一大堆利己性的頭銜。真正有用的東西,不論是對科學有用,還是對產業有用,都急不得,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熬出來的,也不是簡單地靠經費投入、靠運動式的“重大專項”“卓青計劃” 以及“千人”“萬人”計劃搞出來的。在人才培養方面,尤其不能拔苗助長,要尊重人才成長規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基礎研究和研發隊伍,勤勞實干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基因。我們堅信,在一個不斷完善的創新性文化土壤中,中華民族必將創造出光輝燦爛的未來。

五四運動帶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 但100年后的今天,我們在弘揚科學精神的路上仍然“路漫漫其修遠兮”。以我熟悉的石墨烯 行業為例,“石墨烯熱”十年不退,全國有超過 5000家石墨烯企業,可謂是新時代的“大煉鋼鐵運動”,網絡上、市場上充斥著假冒偽劣的石墨烯概念和石墨烯產品,嚴重誤導廣大消費者甚至決策者。悖離科學精神的現象在基礎研究領域也引起人們廣泛關注,論文造假和違反科學道德的事件頻繁發生,嚴重影響中國科技工作者們的國際形象。

九三學社作為以科技教育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參政黨,一直把提升公民科學精神和公眾科學素養當做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為了更好發揮九三學社院士和知名科學家數量眾多的智力優勢,九三學社北京市委著力打造了新的科普品牌“科普中國——科學大咖面對面”活動。這是一個全新的、持久性的“傳播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的全民科普行動,體現九三人的擔當精神。我們邀請九三學社的院士和知名專家學者積極參與其中,以大型科普講座形式,解讀公眾關心的熱點科技問題,傳播科學知識,傳遞九三學社“愛國、民主、科學”的優良傳統和科學家們不畏困難、勇于探索的精神,展現科學之美、 科學之奇、科學之趣和科學之用。第一場活動由我本人主講,目前已舉辦了四期,每期都吸引了大量的現場和線上聽眾,線上直播聽眾人數超過60萬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項活動得到了中國科協和九三學社中央的鼎力支持,后期還將根據演講人的報告,出版音像作品和科普著作,讓更多的人受惠。“科普中國—科學大咖面對面”活動將從北京發起,推廣到全國,成為惠及全民的科普宣傳行動。

二、傳承九三精神,強化黨派擔當

擔任主委這兩年來,我常常想究竟什么是九三精神?或許每個九三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想借今天這個契機,回歸原點,從100年前的五四運動出發梳理一二。

100年前,當年的學生領袖許德珩把自己的白床單撕成條,寫上標語,并通宵起草宣言。潘菽、初大告、楊振聲等也積極投身到愛國運動之中,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這幾位正是日后九三學社創立的主要人物。諸位九三先輩在國家危亡之際,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秉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勇敢地肩負起了知識分子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抗日戰爭后期,為促進民主和團結抗戰,許德珩等一批知識分子發起了“民主科學座談會”。隨后,進一步發展為學術性的政治團體——九三學社。可以說,九三學社“民主與科學”的理念與五四精神一脈相承,其勇于擔當、敢于發聲、關心國是的傳統,也與五四精神深相契合。許德珩等九三先賢們為了國家興亡奔走呼號,正是基于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作為新時代的九三學社社員,我們應繼承前輩們的優良傳統,以舍我其誰的責任感、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主動擔當,積極作為。

在新的歷史時期,九三學社作為以科學技術和高等教育為主界別的參政黨,應傳承先輩們“科學救國”的精神,呼應“科學強國”的時 代召喚,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上積極發聲,勇于擔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強,則國家強。有了強大的科技研發能力,我們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就不會受制于人,就不會被人“卡脖子”。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都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但是,我們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所謂的“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現象相當嚴重。我們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隊伍,也擁有全球最活躍的企業大軍,但這兩大板塊之間并未形成良好的協同效應,表現為很低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量的科技資源浪費、以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足。針對這個關乎創新型國家建設全局的“卡脖子”問題,我們成立了專門課題組深入研究,提出了“研發代工”這一全新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與傳統的加工制造領域的代工生產不同,“研發代工” 是專業研究機構給企業“打工”做研發,針對企業的需求,組建專門的研發團隊,開展“定制化”的研發工作。企業負責提供研發經費,研發成果優先落地到代工企業,合作雙方按約定的比例分享成果轉化帶來的利益。“研發代工”模式是長期穩定的捆綁式合作,通過共同努力實現技術與市場的對接。這種協同創新模式有助于雙方共同打造品牌產品,提高市場競爭力。我們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提交了關于“研發代工”的提案,還作為黨派提案上報中共北京市委,得到蔡奇書記的高度評價。“研發代工”這個詞大家一聽就懂,它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產學研結合新路。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員往往是閉門造車、自得其樂,科研成果不接地氣,絕大多數都是束之高閣,發了文章就完事。“研發代工” 是反過來做事,直接從企業找到技術需求,幫助企業做研發,真正地為企業排憂解難。這樣做出來的成果自然很容易落地,市場全部交給企業去做,各司其職,優勢互補,也避免了“教授辦企業”面臨的諸多挑戰。改革開放之初的“包產到戶”釋放了八億農民的積極性,而“研發代工” 將會釋放出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無窮創造力,會讓科學家們更有成就感和獲得感,讓中國的企業更具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我非常敬佩九三前輩王選先生,他也是北大人的杰出代表。曾有人這樣形容他:“只要你讀過書、看過報,你就要感謝王選,就像你每天用電燈要感謝愛迪生一樣。”王選先生認為,“如果不把研究的成果商品化,等于白研究。”1981 年,王選先生在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個計算機激光漢字照排系統時,就提出要把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從科學到技術再到產業,王選先生用“北大方正”完成了他的科技成果產業化實踐。正是王選先生不屈不撓的努力和擔當,才讓 我們告別“鉛與火”,實現了“光和電”的技術跨越。

我本人從2008年以來一直從事石墨烯新材料研究。經過10年來的不懈努力,我們在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發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成為國際上石墨烯領域的代表性研究團隊。在剛剛結束的MRS國際材聯大會上,我的石墨烯團隊獲得了MRSTV長達5分鐘的專題報道。王選前輩的擔當與實踐精神也激勵我勇敢地邁出了從實驗室到產業化落地的一大步。在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大學的大力支持下,我們于2016年10月25日注冊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簡稱BGI。經過兩年的軟硬件建設,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于2018年10 月25日正式掛牌,開啟了石墨烯材料產業化的新征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也是“研發代工”新模式的實踐基地。得益于10年的研究積淀和全新的運行模式,研究院發展迅速,目前擁有一萬平方米的研發大樓一座,人員規模已達160人,與8家企業簽訂了研發代工合同,與4個研究機構建立了聯合實驗室,已籌集社會資本逾5億元,在技術研發方面也不斷取得突破。當然,我們深知, 我們才剛剛開始,在發展石墨烯新材料產業的道路上充滿荊棘,需要不屈不撓的堅持。我們愿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做石墨烯產業的鋪路石和開拓者。

作為民主黨派,九三學社應扮演好新時代參政黨的角色,為黨和國家建真言,獻實策。敢于在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上發聲,是九三精神的重要體現。20世紀80年代末,同為九三人和北大人的周培源先生,在三峽工程論證上始終采取嚴肅科學的態度,當支持三峽工程上馬幾乎成為一面倒的意見時,89歲高齡的周培源先生率182位政協委員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直接上書中共中央,提出緩建三峽大壩的建議。周老在三峽工程論證中始終以民主科學的態度來提出他的合理化建議,值得我輩學習。

我們要以九三前輩們為榜樣,在重大問題上敢于挺身而出,發出九三人的聲音。今年全國兩會上,我們提交了“軍民融合要少說多做,不宜大張旗鼓地宣傳”的提案,這是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成立專門課題組深入調研的成果。中共十八大以來,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一國家戰略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目前在各種公共場所和網絡平臺上,可以看到大量的軍民融合宣傳信息和標語口號。從中央到地方陸續成立了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軍民融合辦公室等專門機構,軍民融合展覽會、軍民融合推介會、軍民融合洽談會、軍民融合對接會等以軍民融合為噱頭的會議層出不窮,全國各地都在躍躍欲試,建設軍民融合示范區、軍民融合產業園等。我們認為,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應該“少說多做”,甚至“只做不說”,尤其要避免“概念炒作”和“雷聲大雨點小”的形式主義。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具有高度敏感性,宣傳方式須極為慎重。夸大甚至虛假宣傳,會造成決策層對自身真實實力的誤判。而不合時宜的宣傳活動,很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誤解甚至敵視,給正常的國際往來和合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更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背道而馳。我們的建議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批示,中央軍民融合辦迅速與我取得聯系,并做了面對面深入交流。根據習總書記的批示和我們的建議,中央軍民融合辦已經形成新的指導文件,下發相關部門落實執行。

我們提出的很多建議都得到了中央領導們的批示,參政議政建議在不斷地轉化為政策,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動力。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和北京市委主委以來,我深切感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級黨委對民主黨派的重視和“講真話,建實策” 的殷切期望。我們唯有努力提升自己,履行好參政黨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交出我們這一代九三人的歷史答卷。

三、創新工作機制,提升履職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具有超越西方多黨制、兩黨制的新特點和政治優勢。總書記給民主黨派做出的定位是“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這是對我們的極大信任,同時也對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我們不斷提高履職能力、強化責任擔當。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只有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才能履行好民主黨派的歷史責任。

在九三學社中央和北京市委統戰部的領導下,在新一屆社北京市委班子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著不少薄弱環節。九三學社在北京目前擁有10162位社員、18個二級組織、248個支社。在履職方面,各基層組織之間、 各位社員之間都存在著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 題,部分基層組織活力不足,部分社員參政議政的意愿有待提高。廣大九三學社社員都是業界精英,有著繁重的本職工作,如何處理好本職工作與黨派工作的關系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在參政議政成效方面,還有很大努力空間。我們認為,唯有創新思維,突出黨派特色,發揮黨派優勢,以提質增效為目標創新工作機制,才能肩負起新時代社會主義參政黨的重任。

我們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推進“四位一體” 的履職模式,把“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社會服務”等職能整合起來,變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行動,而不是條塊式地割裂開,分兵作戰。以參政議政提出意見建議,以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督促工作落實,以社會服務參與具體推進。“文化北京專項行動”就是這樣一個具體實踐的例子。“文化北京專項行動”是新一屆社北京市委班子主抓的第一個重點課題,致力于把千年古城的燦爛文化展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建設“博物館型城市”,讓整座城市變成一個開放性的博物館。通過深入挖掘北京的三千年歷史,尋找每條街道和每個胡同的歷史印記,以雕塑、牌匾、碑刻等豐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廣場和公園里,讓歷史活起來,讓歷史融入市民生活,展示首都人民的文化自信。我們成立了專門課題組進行研究,形成參政議政建議, 得到了蔡奇書記的高度認同和重要批示。在市委統戰部的大力支持和協調下,我們與北京市文化旅游委、市政管委會等多個部門進行對接,并通過民主監督推進提案的辦理落實。我們并未就此止步,又進一步動員廣大基層組織參與到“文化北京專項行動”中。比如,我們把昌平區和石景山區作為試點,推動具體文化建設項目的實施落地;發動和支持各區委、區工委重點聯系一個街道,探索推動項目在街道的落實。我們抱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勁頭,以“四位一體”的創新履職模式,不斷推進著“文化北京專項行動”開花、結果。

參政議政、提出高質量的政策建議是民主黨派的中心工作。我們的一個重要創新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選題機制。“自上而下”是由社市委布置的選題,由主委會討論決定,充分體現社市委組織的意志和工作布局。“自下而上”則是各專委會、基層組織或社員上報的選題,能夠很好地體現下級組織和廣大社員關注的興趣點和熱點。我們希望通過兩種機制的有效結合,真正做到“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同時調動起最廣泛的參政議政力量。社市委做參政議政的中樞,打造社市委、各專門委員會、各二級和基層組織協同發力、社情民意踴躍上傳的生動局面。每個重要選題都要組建課題組進行系統調研和研究。我們的課題組是開放的,不但要發揮專委會參政議政的核心骨干作用,也鼓勵廣大社員、甚至社外專家廣泛參與,集思廣益, 形成高質量的提案。“軍民融合要少說多做,不宜大張旗鼓地宣傳”“科學規劃大科學裝置建設,推進我國基礎研究向更高層次發展”“探索研發代工產學研合作新模式,推進北京全國科創中心建設”“加強街巷文化建設,彰顯文化自信”“重新定位中日關系,開創新時代中日合作新局面”等,都是這方面探索的成功實踐。

“主委會下基層”是社北京市委在提升基層組織活力方面采取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們今天的活動是由北大和清華兩校三委員會共同承辦的,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這也說明這三個委員會是有凝聚力和組織動員能力的優秀基層組織。客觀地講,也存在一些組織渙散、甚至不能開展正常活動的基層組織。部分基層組織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存在“重形式、輕內容,重傳統、輕創新,重動機、輕效果”等問題,工作局面很難打開。2019年,我們啟動了“主委會下基層”的新嘗試,打破主委會都在社市委機關召開的固定思維模式,分別在海淀區、石景山區、東城區等召開了主委擴大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一方面 達到了調研基層、了解基層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向基層組織開放部分主委會議,也起到了帶動基層組織工作、讓基層組織了解社市委工作的作用。深入基層組織,傾聽基層組織的聲音,挖掘基層組織好的做法,也有助于社市委改進工作。我們把這個創新性做法寫到了社市委工作要點中,并推動二級組織繼續下沉,廣泛提升基層組織的參政議政活力,共同開創九三學社北京工作的新局面。

如何更好地履行職能是民主黨派的一個永恒課題。在有限的規模、有限的資源和有限的精力下,絕不能像“攤大餅”一樣做事,絕不能四面出擊。要把好鋼用到刀刃上,勤于思考,以創新思維提質增效,提升參政議政能力。我們這屆班子剛干了兩年,自身建設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堅信,只要牢記初心,積極進取,不斷創新,我們的事業一定會更上一層樓。

縱觀九三學社的歷史,“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是我們的立身之本、力量之源,而勇于擔當則是我們的立社基因。盡管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任務,這種擔當精神一以貫之,已根植于九三學社的骨髓之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業,我們這代人應勇敢地肩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紀念五四運動,就是要回歸原點,重溫初心。今天的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具備實現家國情懷的條件。作為九三人,我們要讓科學精神的根系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扎得更深一些。作為民主黨派,我們要擔當起自身的政治使命。唯有踏踏實實地做事,才是對先輩們最好的緬懷,才是對歷史最好的紀念!

(本文作者為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學社北京市委主委,中國科學院院士;本文為作者在“傳承時代擔當 弘揚科學精神——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本文發表于《民主與科學》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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